邓小平如何评价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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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他去世的27年时间里，一直担任总理。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在反思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也进行检讨，曾经罩在领袖头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破，在国内外出现了有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周恩来评价引争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种动向，就是极少数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下，出现了对周恩来评价，特别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认识的争论。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地位后发生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它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经受了十年浩劫，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全面内乱。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普遍认为：周恩来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重大历史作用。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挑起了历史的重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是个人思想、感情、行为的简单直接的反映。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动乱的年代里，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智慧，总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相忍为国，相忍为党，相忍为民。他顾全大局，担当大任，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如果没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起了“灭火器”、“消防员”的作用。
但也有一些人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产生了误解甚至诋毁。有人说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有人认为他是盲目愚忠，推波助澜；还有人认为他是明哲保身，留恋名位，等等。一时间，国内外议论纷纷。人们的思想出现了混乱。
对周恩来的评价，如同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不仅仅涉及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涉及到刚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稳定持久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79年1月，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这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中肯评价。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连续两天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专访国际舞台上咤咤风云的人物。她“文风酷似男人”，经常对被采访者穷追猛打，花样翻新地提出许多惊险刺激的问题。美国新闻专业的教科书上，甚至出现“法拉奇式采访”这个术语。
采访邓小平也不例外。一上来法拉奇就给邓小平提出了很多诸如“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邓先生，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等在当时颇为尖锐的问题。法拉奇问得犀利，邓小平答得也精妙。采访过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黎德寿、武元甲等数十名国际领袖的法拉奇事后说，不少人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但对邓小平的睿智与稳健，法拉奇却是由衷地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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