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此成功的举措为什么却在明宣德第七次下西洋之后被叫停？我这里举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王赓武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之所以终止航行是因为郑和太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二是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提出的，他们认为明帝国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到了明宪宗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

　　上述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成立的。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其战略方向存在着争论，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大战略存在着一个轨迹，从南北平衡转向重视北方，明成祖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明证。成祖时代的下西洋是作为国家战略被推进的，无论是寻找建文帝还是耀兵异域，都有明确的战略企图。随着蒙古对北方边境威胁的增大，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放弃花费巨大的海上活动，是战略理性的体现，不这样做，反而是难以理解的。

　　但是，战略转变虽然可以解释为什么放弃下西洋活动，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完全失去了海洋。既然不存在来自海上的对王朝安全的威胁，战略重点转向北方、不再组织国家层面的航行，但仍然可以采取开放海上贸易的政策。

　　而事实是，在停止国家组织的下西洋活动的同时，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从明朝开国到第七次航行结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巨资打造庞大的舰队，三十年间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则是严厉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明成祖继位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是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总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权，它对于海洋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断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贸易，更不用说海洋探险，有严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唤奈何！所以说，中国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战略重点的转移、财政限制和有论者所谓的“黄色文明”，而是明朝统治集团对于海上活动的国家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