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

　　1433年3月9日，明朝正使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此次远航的目的地忽鲁谟斯启程返国。这已经是他第七次出海。这一年四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随即被随从安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垅市，一个时代由此结束了。

　　“亚洲铜”，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诗人，对雄踞欧亚大陆东部、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的隐喻。的确，“黄”是它的主色调。但是先祖们很早就认识到，蔚蓝色的海，意味着“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浩瀚的大洋里蕴藏食物和珍宝，也是通道和生存空间，“历心于山海”才能使“国家富”。公元前222年，大败楚国的秦军南征百越，次年统一华夏，在后世的历史学者看来，这或可说是黄色内陆文明最终战胜了以鱼米为食、以舟楫为兵的蓝色海洋文明，自此奠定了农业中国的大势。

　　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资助，徐福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数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东渡”，无论是否去寻仙药，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东汉，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通航罗马。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隋朝开运河，贯通南北以利水上交通。

　　海洋贸易的兴盛是“盛唐气象”的当然表现之一。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其中一条被记录的

　　“夷道”，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0多公里。

　　宋代的经济中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成为经济命脉所在。不只如此，沿海居民纷纷弃农下海，内地的许多商人也加入其中。当时有人感概，“数十年来，习始变，舟楫极蛮岛。”依赖交换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立即着手恢复海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听其货卖”，而且“击缅甸、击爪哇、击占城、击日本，殆无虚岁，……利其所有耳。”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元朝给予了“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的优待。

　　宋元商品经济的勃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它们经过手挑肩扛和车马舟船的运载，汇集到各个港口，装上随季风而来的船只。其时的海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能储备数百人一年的食粮，指南针的发明更推动了远洋航行。

　　在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欧洲人的描述中，十三世纪的泉州“宏伟秀丽”，船舶往来如梭，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他惊叹道：“此诚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几难信有其事。”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确证，当时，一个活跃的贸易网络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的各个港口，他们甚至将这个贸易兴盛阶段命名为“泉州时代”。

　　1402 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1405年开始，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开始了帝国时代的最后海洋行程。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其时的明朝海军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海军匹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而南海当然也在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

　　海禁

　　1433年七月，郑和船队返国。他的死亡不仅仅意味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3年之后，曾任郑和船队副使的王景弘，送苏门答刺等11国使团回国，此后，明朝政府再也没有派船远航过。而原因，也不仅仅因为郑和的去世。

　　1433年八月，朱瞻基敕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敕令的背景是，海商、水手因不能出海而失业，犯禁下海事件屡屡发生。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面对“兵革连年，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残破局面，他希望通过“计口授田”，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本身靠平民暴动起家的他，对逸出国家权力的“乱民”格外敏感，自然想快点消灭东南地区倚靠海洋的割据势力，以及勾结沿海百姓的海上盗寇。所以，他一反唐、宋、元鼓励开放的倾向宣布海禁。

　　对“慕华而来”的外国舶商，唐朝地方官员经常嘘寒问暖，守法经营的前提下“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如此“矜恤”和“绥远”，除了体现大唐的容量之外，主因还是政府收益了实实在在的进出口货税，“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

　　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取胜之于民？”政府承袭唐朝设立市舶司，出台奖励政策招徕外商。一个叫蔡景芳的官员，因“招诱贩到物货……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被补官为“承信郎”。

　　宋元时期，虽然官府设置市舶司管理，但主要目的却是“笼贾人专利之权以归公上”，追求的是“动以百万计”的经济利益。从本质上说，宋元时期的市舶贸易实际上是私人经营、官府管理的海外贸易。

　　而在明初“海禁”政策的左右下，由官府控制和垄断的朝贡贸易几乎成为当时唯一的海外贸易形式，严厉阻绝濒海居民出海，而且除贡使之外，不许外国私人来华贸易。

　　如果说，对于宋元而言，南海是商贸之海、利益之海的话；那么，对于明初而言，南海则是礼仪之海、朝贡之海。为维护一时的统治安稳而苟且海禁；为图慕政治虚荣、满足权贵集团的利益，而用官营的船队垄断海洋贸易与民争利，使得宋元以来日趋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受到压抑，造成“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的尴尬。

　　到了洪武末年，来朝贡的海外国家大量减少。常贡国也不来贡。朱棣的如意算盘是，遣使下西洋，“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接其贡使到中国觐见，并以官营船队来垄断海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