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 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 16 国 1200 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贡物后，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而且，这些贡物，与贡使随带的“附进物”比较，实在是少而又少。一般来说，“附进物”往往超过进贡物品数十倍。日本有一次朝贡 3610 把日本刀，“附进”的刀却多达35000 把。

　　为了鼓励海外各国多来朝贡，明朝政府对这些所谓的“附进物”全部免征关税，“附进物”的贸易价格也不由市场需求决定。在日本，一把刀仅值 800 到 1000 文，政府却给价 5000 文。获得厚利的日本贡使便以朝贡为名大量输入刀剑，数量年年增加，总额不下

　　20 万把， 统一由明朝国库开支收购，却又不能卖出，只能搁在礼部仓库里。

　　1433年12月，天方国使者乘船前来朝贡。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天方国使者，向朱瞻基进献了长颈鹿。未见过长颈鹿的国人，误认为这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寓意福瑞之气的麒麟，因此，礼部尚书特率满朝文武称贺。事实上，在朝贡贸易体系中，与海外各国获得的丰厚实利相比，中国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虚荣。

　　问题在于，朝贡贸易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消耗巨大。这就为无视海洋的官僚们找到了借口。

　　伴随着郑和几次下西洋活动，反对之声持续不绝。1424年，朱棣去世。朝廷中反对派占了上风，于是，明仁宗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郑和船队被封，全体官兵被调往南京镇守。直到 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为了扭转“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的局面，决定再派郑和下西洋，但这次远航，是中国控制南海辉煌的顶峰，也是退缩乃至没落的开始。

　　在20世纪的一位思想家梁启超看来，“郑和下西洋”，“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郑和去世之后，这种“自娱”活动便结束了。放在更长的时空背景看，1431 年至 1433 年，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远航无比寂寥，“孤帆远影”确是恰当的注脚。

　　拐点

　　1433年，僻处欧洲西南一隅的小国葡萄牙的国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不过，他的儿子亨利王子继承了他的海上扩张政策。

　　“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浸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 这是地方有司奏请征税，朱棣在驳回文书中的批示。因此，朱棣在派遣数万海军，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十数年之后，仍然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与郑和的船队不准民间海商跟随、“片板不许下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葡萄牙人出航，一支船队虽然不过三四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随着民间海商的活跃船只，每当王室船队开辟出一个海区，民间海商交只要交足了“执照”税，便可进入规定的海区经营。

　　次年，葡萄牙人发现了亚速尔群岛，成为大西洋航行的重要补给基地。1488年，迪亚士到达好望角。1498年达·迦马到达印度，葡萄牙船队在印度洋面、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都没有碰到中国船队，直到 1509 年才在马六甲海峡港口第一次见到 3 艘中国帆船。

　　1511年，曾在郑和的协助下建国，并成为船队集结地和货品中转仓库的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1557年，他们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借口，获准暂居广州一个称之为MACAU的小渔镇，也就是澳门。

　　攻陷马六甲：扼住南海的咽喉

　　1511年，马六甲城沦陷了。对中国人来说，马六甲的沦陷使得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中国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洋时代结束了。

　　文/国家历史特约

　　杨仁飞

　　1511年7月15日，葡属印度果阿总督阿尔布克尔克亲率一支由18艘战舰与1200名葡萄牙士兵组成的军队，开到马六甲城下。马六甲苏丹命令军民守住马六甲河口上的奈何桥，以防葡萄牙军队的再次进攻。8月10日黑夜降临，葡人终于占领了大桥两侧的有利位置。

　　8月24日，葡兵并排清除街头的零星抵抗。马六甲苏丹见大势已去，黯然丢下富甲一方的马六甲城。此时阿尔布克尔克下达了抢掠与屠城的命令。

　　马六甲城沦陷了，立国110多年的东南亚王国灭亡了。马六甲城的陷落，对中国人来说有着更大历史意义——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中国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洋时代结束了，300年之后，中国遭遇了与马六甲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