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毛泽东已有所觉察,他曾明确说过,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周恩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曾正式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不能把华北几个同志(按指薄一波等)说成宗派。”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又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他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陈云7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看到高岗在会里会外违反组织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9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他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刘少奇出于善意,于11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也对某些问题作了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刘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少奇同志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所谈的缺点、错误属个别性质;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却傲慢地一声不吭,表明他的本意并不在这些问题,而是另有图谋。

　　后来,有的同志向陈云反映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作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他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次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自己了。

　　高饶“天机”泄露

　　高岗以为刘少奇找他谈话并向他作自我批评,是他的一个“胜利”。在南下活动回到北京后,他以为推倒刘少奇更有把握了。因此,又利用彭德怀与他联系工作之机,妄图拉彭反刘。彭德怀后来揭发说,中央准备在1953年12月里召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一次中央讨论为会议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随后,彭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岗,高却指着桌子上摆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延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等记录稿,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又向彭提起刘少奇。高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安在华北,×××安在华东,×××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彭德怀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因当时还未认识到高岗的不良居心,也就没有再作争论。

接着,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摊牌,妄图争取他俩的支持。

　　陈云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毛主席提出自己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事隔多年以后,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岗在党中央正式会议上站出来公开反对刘少奇,是1953年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刘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坐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被否决。

　　这时,许多听过高岗散布流言蜚语的同志也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了情况。他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风趣地谈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