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出来的中国倭寇

　　“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商人是奔波于钱货两端的媒介，而且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回避的媒介。

　　只要有利润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商人。马克思说过，300%的利润，已足以让商人们铤而走险，更何况是“利可十倍”。

　　与日本人的长期交往，让许多沿海地区的富商大贾们都见识到了彼此贸易所能带来的丰厚利润。不少沿海豪户，都建造有巨型的船舶，进行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法不能止”。

　　这些走私贸易存在的本身，其实是对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抑商政策的一种拨乱反正。大明朝的这种由朱元璋制定的国策，本身是违反了人性，违反了社会的常态的。

　　与富户们的大规模走私相伴的，是明代中叶的政治腐败，遍地贪官。土地的兼并程度尤其严重。沿海许多苦于生计的贫民，因此也纷纷入海求生。其中还包括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绅，以及穷困潦倒的秀才。

　　最后，这些势力在非官方的潜规则的整合下，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他们得前哨是沿海的富商大姓，富商大姓们替他们囤积、销售货物。

　　当市舶司还存在的时候，民间的私市可谓相当繁荣，走私的货物也能够很顺利地运销出去。这些走私集团不会与那些“入贡”的日本人在销售渠道上发生冲突。

　　可是，在市舶司被全部撤销之后，“入贡”贸易的正常渠道完全被关闭，那些携货而来的日本人，只好将自己所带的货物，赊卖给本地的商人。走私集团的销售渠道与日本“入贡”这的销售渠道出现了严重的撞车。货物无法顺利销售出去，许多日本人开始转向更便捷的生财之道:烧杀抢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