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有许多偶然的小事件终酿大案，改变了社会的走向，“马嘉理”事件便是。

　　1874年8月22日，柏郞领导193名成员的远征队，从上海溯江而上，经贵州入云南，沿途得到清政府的“允行”和地方政府的“送护”。担任翻译的是英国公使威妥玛派遣的领事人员马嘉理。1875年2月21日，马嘉理和6名中国随员中的5人被杀害。22日柏郞探路队又遭到3000人包围，被迫撤回。这就是“马嘉理”事件。

　　如果地方官员能够晓以利害，妥当处置，“马嘉理”事件万万不会酿成大案。

　　1876年6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烟台与威妥玛办理“马嘉理”案。英方借“马嘉理”事件大做文章，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在这之前的“六点要求”中，便有“速派钦差大员到英国”谢过。

　　作为兵部侍郎(副部长)的郭嵩焘，严辞奏请严办云贵总督岑毓英，“以服洋人之心”，遭到朝野上下强烈抨击。当时有人曾编了一副对联嘲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屡次催促下，大清国任命郭嵩焘为使节，匆匆携带国书前往英国“谢罪”。郭嵩焘曾感慨良多地说：“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迫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