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日派的悲哀:“卖国贼”标签下的曹汝霖

2016-02-24 08:33:00 人民网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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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与中国大陆海天之遥的美国底特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中。他检点平生,援笔成章,整理的文字发表于香港的一家叫《天文台报》的媒体上。后又编辑成书并在海外出版,此书即颇受史学界重视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这位在完成回忆录后不到两年即魂归道山的老人,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曹汝霖。

   曹汝霖之所以有名,缘于在他的名字前所加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词语:汉奸、卖国贼。他不仅顶着这两顶“铁帽子”被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同时还在众多关于五四的著作中被“脸谱化”。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著名卖国贼中,曹汝霖赫然名列榜首,倘不是抗战时又出了汪精卫这种“超级汉奸”,估计曹汝霖的名头还要更响,名声还要更臭。

   然而,如果我们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标准,摒弃将历史人物按意识形态的需要简单归类的做法,承认人性的复杂,真正负责任地走近历史、还原历史,便不难发现,汉奸或卖国贼并不足以为曹汝霖盖棺定论。身为历仕晚清和北洋的高级官员,曹汝霖是一个复合体。他既有亲日反共的一面,也有坚持原则,固守气节的一面;他既有官僚的圆滑,也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换言之,在卖国贼的标签下,有着另一位更为生动也更为真实的曹汝霖。

  【官运亨通的知日派外交官】

   曹汝霖字润田,清光绪二年(1877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他先是像众多旧式读书人那样进私塾,苦读四书五经,并在18岁那年中了秀才。但很快他就抛弃了所谓的功名,转到经元善创办的新式学堂求学。当时西风东渐,到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学,更是一时之盛,曹汝霖亦加入到了留日队伍中。当23岁的曹汝霖东渡扶桑时,他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他一生的命运和名声,竟会和这个所谓同文同种的东方邻居如此纠缠不清。曹先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后改入东京法学院(即日后的日本中央大学)。与大清的腐朽、衰败和暮气相比,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带给了曹汝霖极大震撼。多年后他犹记忆深刻:“日本人爱国心重,宁买日本粗品,不用舶来精品,无论何物,只要能自制,都是用国货。我以为日本富强之源,即由于人人有爱国心也。”“那时(日本)国公设立不久,尚未实行普选,政党竞选议员,未闻有花偌大金钱者,甚至一钱不名而亦当选”。日俄战争时,曹汝霖租住的日本平民家中,分配住进了一些日本军人,他回忆:“每日三餐,(房东)总以肉食饷兵士,兵士亦帮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觉感慨,中国人民与兵士,哪有这种情形。”

   曹汝霖后来解释,他最初的亲日情结,正起源于留日时期尤其是日俄战争时期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清朝末年,当列强逐浪而来,老大中国江河日下之际,日本的确是最能让中国人有亲近之感的——一则都是黄皮肤黑眼睛,二则日本向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二传手,三则明治维新的成功对试图变法图强的中国士人是榜样和鼓励。彼时不仅曹汝霖亲日,即便秋瑾、孙中山、黄兴等正面的历史人物,都有着程度不一的亲日情结。

   留日六年后,曹汝霖学成归国,就职于新成立不久的商部。在商部,他因参与中国和日本的东三省会议而结识袁世凯,两人虽地位悬殊,却从此订交。服务于清朝的几年间,曹汝霖拔擢之快,令人眼花缭乱:极短的时间里,他竟由商部的实习干部,升任为外务部左侍郎。这其中,既有他为人聪明圆滑之故,也和他的干练精明不无关系。如中日在东北发生摩擦时,他作为特派员前往东三省调查,回京后向朝廷条陈十事。比如他认为日本虽然在向东北移民,但由于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还未恢复元气,中国理应趁此机会有所作为。东三省地广人稀,土壤肥美,每县所辖地盘比内地大许多倍,政府理应将这些县份划出一定区域,招募内地有志青年,移民屯田,寓兵于农,以此防卫地方。同时应多办工厂尤其是纺织厂,自足之外还可换取外汇。东三省的铁路一向由俄国和日本控制,中国只能认清现实,多造公路作为补救。应该说,这些提议确有可取之处,只是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忙于剜肉补疮,根本无暇顾及。

   武昌起义后,大清王朝以令人错愕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前清高官,曹汝霖在做了短期的律师后,被一直赏识他的袁世凯起用。据曹汝霖回忆,民国建立后,成立了司法部,并新订律师条例。曹汝霖留学日本时,其专业即为法律,于是请求领取了律师证书,编号为一号。曹晚年时还颇为自得地宣称:“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此门庭如市。”律师没做几个月,袁世凯先是委任他为议员,旋即又任命他为外交部次长。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体弱多病,部务实以曹汝霖担纲。此后曹汝霖又升任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袁世凯死后,曹汝霖在段祺瑞内阁担任交通总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嗣后又兼署财政总长。在钱能训内阁,曹汝霖再次出任交通总长。可以说,在清末民初的官场上,曹汝霖的仕途一帆风顺——33岁任副部长,39岁任正部长。很显然,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五四学生运动,以曹汝霖的资历、人脉和能力,完全有可能爬到如政府总理等更高的位置。

   但历史没有假设。命运与时代的峰回路转,常常如此出人意料。

  【“汉奸、卖国贼”之由来】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即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内惩国贼,即要求惩办政府高级官员曹汝霖和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当时,这三人中只有章宗祥系外交官——中国驻日本大使。已多年不任外交官的曹汝霖名列国贼之首,个中原因,在于为人诟病已久的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主要经手人为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

   “二十一条”又称民四条约。数十年来,关于中日间的这一不平等条约,有着不少模糊不清的说法,中学历史教科书及一些权威人士的回忆文章,都有意无意地把“二十一条”作为一个整体,认为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了“二十一条”。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与真相有着不小出入。

   1914年,善于见机行事的日本,趁着列国无暇东顾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山东,强占了原德国势力范围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在出兵前,日本曾向袁世凯政府保证只是借道,事成之后便撤军。但事成后,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将占据地点扩大。当中国方面强烈要求日方撤军时,日本通过驻华大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中,一部分条款是要求由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利,一部分则提出了颇多无理的新要求。其中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第五号条款下的七条要求:“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须将必要地方的警察作为中日合办;福建筹办铁路矿山和整理海口,如需外国资本必须向日本商议;允许日本人在中国传教等。”平生英武自许且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袁世凯当然深知“二十一条”的厉害,认定这是日本“直以朝鲜视我”,就是企图将中国变为保护国朝鲜的翻版。据说,袁世凯看到此款时震怒。日方也知道这几条容易招致中方的强烈反对,因而特别注明是建议性条款.

责编: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