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现代世界史》，作者：[美]R.R.帕尔默著，乔·科尔顿等修订，何兆武等译，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普鲁士之所以对军队十分关注，毫无疑问最初是出于防御的考虑，是由三十年战争的恐怖而引起的。但是这种关注却持续下去，比它的起因更加经久不衰，以致变成为固定不变的习惯和该国的特点了。普鲁士并不是唯一关心自己武装部队的国家。普鲁士唯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军队的规模与它赖以建立的资源之间的比例是很不相称的。为了维持军队，政府不得不因此而指导和规划整个国家的生活。普鲁士也不是在和平时期保持活动和备战的那种"常备"军队的创始者。大多数政府在建立常备军方面都效法路易十四，这不仅助长了对外的野心，而且不使武装部队落入贵族和军事冒险家的手里，而是由国家控制。

　　但是，与其他各国相比，普鲁士尤为与众不同的是，军队发展了自己的生活，几乎独立于国家的生活之外。普鲁士的军队历史比普鲁士的国家历史更长。1657年，大选帝侯带着来自领地各部分的兵士在华沙打了一次大战，这是来自克累弗、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公爵领地的人有史以来首次一起共事。军队是第一个"全普鲁士"机构。文官政府各种机构后来大大发展，以适应军队的需要。在以后几代，军队证明自己比国家更为持久。1806年普鲁士在拿破仑面前崩溃时，普鲁士军队的精神和士气却依然存在；1918年霍亨索伦帝国最后灭亡时，军队在魏玛共和国里依然存在并保持着自己的各种传统，而且军队的寿命再一次长过共和国。直到阿道夫·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和新共和政体建立，军队才完全从属于文官权力。

　　在某种程度上，各国的现代国家机器发展成为一种支持武装部队的工具。但是在普鲁士，这一过程特别简单明了。在普鲁士，统治者约一半的收入取自王室产业，只有一半左右取自税收。由采邑和统治者作为领主直接拥有的其他生产企业所组成的王室产业，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项财产，由于普鲁士统治者使用他们的收入几乎完全是为了国家，他们个人成了简朴的人，甚至养成斯巴达人的习惯。普鲁士的统治者，在就任大选帝侯后的一百年，还能用他们自己的收入即王室产业的收益来支付他们的文官政府的全部费用。但是，为了维持一支军队，他们不得不设法从产业上获得更多东西，并且还需从税收上筹集新收入。为了发展产业和管理开支，他们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文官机构。王室产业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国家的大部分经济不在私人手中，而是由归国家拥有和管理的企业所组成。作为附加收入，大选帝侯采用某些在法国实施的税收，例如对消费品的货物税和国家对食盐的专卖税等。在就任大选帝侯后的一百年内，各种税收都是为了军队的开支而征收的。

　　经济生活是在政府的主管下，而不是在大胆的商业阶级的企业主管下发展起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维持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的农业国家来说，生产工艺和技术工艺不得不从别的国家进口（主要是从西方进口）。大选帝侯年青时在荷兰度过多年，他在那里看到的财富和繁荣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担任选帝侯后，定居在瑞士和勃兰登堡的佛里西安（佛里西安几乎就是荷兰式的）。他欢迎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当路易十四开始迫害法国新教徒时，他提供资金，派遣专门官员援助二万名胡格诺教徒移居勃兰登堡。一度法国移民曾经占有柏林人口的六分之一，成为这个比较原始城市的最进步的成分。如同柯尔培尔统治下的法国一样，政府创办并资助各种企业；但这种政府参与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法国的，因为用于投资的私有资本总额小得不能比拟。军事需要对市场货物的支配作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得大，因为在这样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中，民用需要是相当低的；军队在粮食、制服和武器方面的需求，成为影响该国经济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